1976年后，中國壁畫有了新的發展。1979年落成的北京國際機場候機樓中的壁畫**代表性。與前述壁畫不同的是這些壁畫的位置和幅面納入了建筑物的整體設計規劃之中。為適應陳設的環境氣氛，著重強調作品的裝飾性和視覺的愉悅感。使用的材料有聚丙烯顏料、釉上彩繪、陶板等。張仃的《哪吒鬧?！?、袁運甫的《巴山蜀水》、祝大年的《森林之歌》、肖惠祥的《科學的春天》、李化吉和權正環的《白蛇傳》、袁運生的《生命的贊歌》等，受到美術界的好評，也引起各方面的濃厚興趣。在它之后，大型公共建筑的設計者開始把壁畫考慮在設計方案之中，壁畫藝術的專業隊伍也逐漸形成。 壁畫藝術的這個轉機被稱之為“中國壁畫的復興”。1979年以后的短短幾年中，各城市的賓館、飯店等公共建筑中出現了不少壁畫。這些壁畫的題材以風光名勝、花鳥、古代文化及神話傳說為主，在形式上都有適度的變形和裝飾性的線條、色彩處理，基本上是北京機場壁畫風格的延續和發揮。但在壁畫的工藝、材料方面，有明顯的進步，除了聚丙烯顏料被廣泛使用外，傳統的釉上彩繪、刺繡、石板線刻也用于壁畫。 高溫瓷化玻璃鑲嵌壁畫、大型陶板高溫花釉刻繪壁畫、天然大理石鑲嵌、瀝粉、貼金、浮雕、重彩的綜合運用以及玻璃腐蝕技術等，使壁畫藝術呈現多姿多采的面貌。例如，吳作人、李化吉的《六藝》（山東曲阜闕里賓舍），侯一民、鄧澍的《百花齊放》（人民日報社禮堂）,王文彬等人的《山河頌》（北京華都飯店）,唐小禾的《楚樂》（武漢賓館），嚴尚德的《晨曲?日月星辰》（北京中國劇院），杜大愷的《屈原》（北京燕京飯店）,張仃的《長城萬里圖》（北京長城飯店）,袁運甫的《智慧之光》，許榮初、趙大鈞的《樂女游春》(塘沽渤海賓館)，徐加昌、任夢璋、祝福新等人的《棒槌島的傳說》(大連棒槌島賓館)，何山的《九歌》（湖南省圖書館）以及李建群、段兼善、李坦克、婁溥義、楊鵬等人為人民大會堂甘肅廳所作的一組壁畫，在借鑒傳統壁畫、學習西方壁畫、吸收民間美術、探求不同材質的特色和處理壁畫與建筑的視覺諧調等方面，各有不同的建樹。新一代壁畫家對北京機場壁畫為代表的壁畫風格不滿，他們力圖使中國壁畫有更深的精神內涵和更新的形式，希望壁畫藝術從賓館、酒店走向更寬闊的公共場合。這種愿望的實現有待于改革和建設的進一步發展，以及青年畫家在新的壁畫語言探求方面的突破。